庞凤仪商鞅变法的反人民性（一）-安立志

庞凤仪商鞅变法的反人民性（一）-安立志

庞凤仪商鞅变法的反人民性（一）
安立志
一、为何重提商鞅变法？
进入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GDP总量一举超越日本，成为世界老二。一些国人不怎么淡定了。先是思谋着何时崛起，一些学者拍出了《大国崛起》的多集纪录片，他们从世界历史上曾经崛起的荷兰、英国、美国、苏联等多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寻找经验与路径。应当说此时的思考方向并未丧失理性。
而后一些年揣摩的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是“复兴”，“复”的一定是“史上曾有”之“兴”。如果这“兴”原本“史上从无”，自然谈不上“复”。至于那个“兴”是进步还是倒退，是文明还是邪恶，则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么，史上哪个时期之“兴”是今日之“复”的参照系呢？

（蒙古帝国）
今日的中华民族已经不那么狭隘，历史上曾被认为是敌国、异族和侵略者的女真、匈奴（蒙古）与满族人，已经融合为中华民族的自家兄弟。按照金戈铁马、开疆拓土的标准，自然非“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最为强大。这个横跨欧亚大陆，里海、黑海只是内湖的庞大帝国，所谓元朝只是版图一部而已。中华民族既然包括元朝在内，中华民族“复”曾经的“兴”，自然非元朝莫属。惜乎国人将成吉思汗当作祖先，却被外蒙古人士所嗤笑，就是国人也并未形成共识。鲁迅先生73年前就曾指出：“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142）被毛泽东冠以“三个伟大”和“七个最”的鲁迅先生，被钦定为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的话自然不能轻易否定。也许是由于大元帝国国运不永，元朝并未作为上选。

（大秦帝国）
视线进入“我大清”。爱新觉罗氏的康乾盛世曾是属意的对象，这从CCTV曾经隆重推出对祖孙三代三个皇帝歌功颂德的《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乾隆王朝》可以为证。对于本国三代皇帝的歌功颂德，只有东邻的三颗太阳可以媲美。只因这个时期不过是中华帝国的“落日余晖”，似乎并不吉利，只得作罢。及至《大秦帝国》从拍摄到重播，让人感到有人已将大秦帝国作为“伟大复兴”的参照系，也就是“回到秦朝去”。孙皓晖、黄健中等敏感的艺术家们积极配合，以侯勇、王志飞为主演的《大秦帝国》，从“裂变”到“纵横”再到“崛起”，皇皇史诗，似乎再现了大秦帝国“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在《大秦帝国》第一部即“裂变”中，浓墨重彩描写的是商鞅变法。在编导者眼里，商鞅变法是秦国由弱到强的根本转折。无法信服的是，一个国家的由弱变强，并不必然地顺应历史规律，也并不必然地反映人民意志。比如，现代史上纳粹德国的短期坐大、暴力苏联的快速称霸，都是类似的例子。以剥夺民众为手段的民穷国富、弱民强国，其共同特点向来体现为极权主义与独裁主义。商鞅变法作为两千多年前的一场政治变革，向来被人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改革，其本质也如上述。
在一些人的理念中，并非仅仅出于对个人作品的敝帚自珍。《大秦帝国》小说与电视剧的作者与编剧孙皓辉，只因个人“对大秦帝国的狂热的崇拜”（2017年3月27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就试图以一己之力为背负了千年暴政骂名的大秦帝国正名。然而，大秦帝国从突兀崛起到迅速崩溃，在以后的两千多年里，历代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曾经进行过大量而深刻的分析与评价。这些分析与评价，汇聚了中华民族漫长而深厚的历史积淀，荟萃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血与责任。其中既有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也有文明与知识的积累与升华，当然也有许多往圣先贤的智慧与认知。这决不是当代某位作者的有限眼光与常识能够随便超越的。如果这种常识与眼光带有某种功利性，则更为有识之士所不屑。
且不说作者是否有能力“全方位呈现秦的历史”，但就其大言不惭地“全方位呈现和开掘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优秀核心价值观体系”（同上），将秦国暴政说成什么“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优秀核心价值观体系”（同上），这究竟是给中华民族增光，还是给中华民族抹黑？孙皓辉指责批评《大秦帝国》的人士是“文化上的不自信”，并且义正辞严地宣布，“为秦正名，某种程度上讲，是为了确立民族话语权。”（同上）他这些话让人不禁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封建社会主义的批判，他们笔下的东西，同样不过“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51）

我对大秦帝国的分析，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商鞅变法这一事件，真正的历史主角是秦孝公，商鞅不过是个建言者或倡议者。然而，如果他的主张得不到秦孝公的重视与支持，都不过纸上谈兵而已。我们之所以重视《商君书》，并把它作为分析秦国暴政的一个切入点，是因为它不仅是商鞅的理论文本，而且是得到全面推行的政策汇编。不过，《商君书》作为变法的理论文本与政策汇编，其中所反映的政治理念与统治思维，体现了一种露骨的君权至上、反人民、反文明、军国主义的本质。有人说，《韩非子》与西方的《君主论》不相轩轾、难分伯仲，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坏书之最。殊不知，《商君书》的年代不仅比《韩非子》还要早，更要命的是，该书的罪恶理论曾经在古代社会付诸实施，而且其罪恶影响至今仍未清除。
二、反人民的商鞅变法
一、维护君权专制。
古代文献评论商鞅变法时确有一些赞赏的话：“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战国策（上）》，页75）“公孙鞅事孝公，极身毋二，尽公不还私，信赏罚以致治，……”（同上书，页212）商鞅变法是对秦孝公“极身毋二”为前提的，他的所有政策措施都是以尊君主、治万民为依归的。商鞅的个人命运与变法的历史命运，都无法逃脱专制政体“人亡政息”的客观规律。在变法过程中，尽管他对太子的违法行径也作出处罚，但他很快就遭到制度的报复。当太子成为君主，不仅变法遭到废止，商鞅本人也遭到车裂之刑，此即所谓作法自毙！按照一些人的说法，秦国在西部的崛起，商鞅变法厥功至伟，然而，大秦政权灭六国，一华夏，始皇刚刚驾崩，旋即二世而亡，这并非帝国的宿命，而是君主专制的必然归宿。

（战国形势图）
商鞅对专制制度的美化与强化，在《商君书》中随处可见。商鞅是极力主张君主“专其柄”的，他指出，君主“操权一正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荣举功以任之，……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页180，算地第六。以下引文只注页码与篇目）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权力都应当集中在君主手中，如此才能凝聚国家的力量。他不知道，在历史上，既有圣明的尧舜，也有暴虐的桀纣；在现实中，既有支持变法的秦孝公，也有废除变法的惠文王。他当然更不知道，权力一旦过于集中，国家就会成为危害民众与社会的“利维坦”。他眼中的君主是理想主义的，“圣人见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湿制火。”（页397，画策第十八）一当坐上君主宝座，似乎就非常自然地具备了高屋建瓴，统驭万民的能力与水平。他对君主独断的论述似乎不厌其烦，情有独钟，比如，“权者，君之所独制也。”(页291-292，修权第十四)“权制独断于君则威。”（页292，同上）“君尊则令行。”（页476，君臣第二十三）这些理论在在说明，商鞅所维护的体制，所确立的权威，是专制君主的名为“一元化”实则“一人化”领导。这种体制其实是世界历史上最为黑暗落后、最为臭名昭著的君权专制主义或者极权主义。
商鞅的变法措施，自然是以秦孝公的名义发布的。他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威，曾经采取了非常极端的措施。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记述道：“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页2231）变法措施出台，民众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支持到支持，这其实是一个自然的变化过程。一项变法措施，能够呈现这样一个转折过程，体现的正是合乎情理的上下互动。然而，为了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为了维护君主政令毋庸置疑的尊严，商鞅竟然禁止民众妄议朝政，说好说坏都不行，敢有说三道四者，一律流放边疆。从此以后，民众再也不敢对变法评头论足。一般说来，统治者推出某项政策，对于各方的表扬与赞颂无论是如实的还是浮夸的，通常会采取非常宽容的接纳态度；反之，对于任何一项决策即使是善意的、建设性的、实事求是的批评，也往往难以宽容地视为恶意诋毁或不怀好意。至于民众对商鞅变法的态度，批评自然是不允许的，赞扬也同样不允许，可谓中国政治史上的一枝奇葩。
如果人们用今天的“主权在民”去要求商鞅，显然是苛责古人。然而，较之同时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商鞅的政治思想也极其落伍与反动。比商鞅还要早200年的晋国政治家、音乐家师旷曾当面向晋侯指出：“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国君如果是一个重视人民利益的好领导，人民怎么会把他赶走呢？“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君主如果不能为人民创造福祉，还要给人民带来灾难，这样的君主又有什么用？赶走又有什么不可以？他下面这些话甚至有些现代意义。“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页1016-1018）这段议论，不仅蕴涵着君主应当从政为民的思想，而且还有君主一旦使“百姓绝望，社稷无主”，百姓还有把他赶走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师旷不但确立了辅佐君主、监督君主的意见，而且直接否定了君主“一人肆于民上”的合法性。与商鞅差不多同时期的孟子，其政治思想也为后世所称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页31、328）对于“无道”的君主，孟子甚至提出了应当推翻与废除的理论根据。这在那个时代，无疑于犯上作乱。这也是明太祖朱元璋极其讨厌孟子的主要原因。商鞅变法所极力维护与推崇的君主专制措施，较之孟子的思想境界，其差距岂可以道里计？这也正是后世的专制帝王往往内法外儒的根源之所在。
商鞅是君主制度的维护者与纵容者。他在主持变法过程中，曾经作出了秦国迁都的重大决定。秦孝公十五年（公元前347年），商鞅发动了对魏国的一次军事行动并取得胜利，“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史记》，页2232）商鞅这次迁都是一次精心的政治盘算。他首先满足了秦孝公追求霸主权威的欲望。巍巍殿阙，皇皇宫苑，体现了统治者睥睨万方，俯瞰天下的心理。当初秦孝公之所以接受商鞅的霸主理论，就是不甘于做一个偏居西北一隅的小小诸侯。迁都不久，“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满足的正是秦孝公这一虚荣心。商鞅此举当然也有借权变法的算计。迁都后，他所进行的设立郡县、统一量制、废除井田、改革税制等政策，也为100多年后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所继承。
二、推行军国主义。
人们一般认为，专制政权往往以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一个驯服的官僚体系为标志。我之所以将商鞅这一以国家主义为核心的变法策略称之为军国主义，是因为他确定战略、制定政策、采取措施，一切都是以扩军备战为旨归的。他的农战战略，他的全民皆兵，他的经济政策，他的奖功体系，都体现了先军政治的特征。
商鞅的根本国策是农战，“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页56，农战第三）而且“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页67，农战第三）农战的根本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国家发展战略，也都要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页157，算地第六）在利益分配上当然也要体现农战战略，“故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边利归于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故出战而强、入休而富者，王也。”（页472-473，外内第二十二）“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其杀力也，以事（剚）敌劝民也。”（页210，壹言第八）集中力量以富国强兵并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发动战争将积聚的力量消耗掉以剚敌劝民，即扩张领土，强化君权，鼓舞士气，从而成就王业。
历来的史家并不讳言商鞅变法使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韩非子就曾指出，商君变法，“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页97）富国强兵通常是专制主义者追求的目标，它与普通民众的幸福指数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往往成反比。那么，通过盘剥国内民众而积聚的力量如何使用呢？商鞅认为，“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页93，去强第四）国家强大了而不发动战争，毒素就会灌于国内，礼乐虱害就产生了，国家就会削弱；国家强大了就要发动战争，将毒素输于国外，国内就没有礼乐虱害了，国家必然强大。他所说的“毒”，比较抽象，其实是通过发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的注意力，避免国内动荡之意。
实行军国主义，立足扩军备战，民众的士气带有根本性。商鞅深知，“民勇者战胜，民不勇者战败。能壹民于战者，民勇；不能壹民于战者，民不勇。”（页378，画策第十八）如何判断民众的士气呢？“入其国，观其治，兵用者强。奚以知民之见用者也？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页378，画策第十八）通过愚民统治与战争灌输，秦国民众“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页363，赏刑第十七）用“如饿狼之见肉”，来描述秦国民众和军队，的确鲜明形象。秦国军民几乎成了一群嗜血的饿狼，嚎叫着、咆哮着、跳荡着，只等一声令下，就扑向山东诸国。怪不得六国称秦国为“虎狼之国”。在这种情况下，秦国民众不仅被驯化为一群愚民，而且被强化为一群战争狂人，无一例外地被绑在吞并天下的征伐战车上，这与希特勒的党卫军没有什么两样。
商鞅制定的奖励军功政策也是狰狞血腥，令人战栗。“其战也，五人束簿为伍，一人逃而刭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则复。……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页406，境内第十九）在战斗中，五人编为一队，一人逃跑，则杀掉其余四人。杀敌一人（以带回的敌人头颅计算），即可豁免。百将、屯长（下级军官）作战不利就要斩首。斩杀敌首33颗以上，就算完成任务，于是每人晋爵一级。在攻城作战时，敢死队积极作战，每队斩首五人，则每人赐爵一级（“陷队（敢死队）之士，知疾斗，而得斩首队五人，则陷队之士，人赐爵一级”）。如果队员战死，就由其一名家人继承其爵位（“死，则一人后”）。因怯战而存活，就要在千人围观之下，被处以刺面或割鼻之刑。原文为：“不能死之，千人环窥，黥劓于城下。”（页427，境内第十九）
一将功成万骨枯。高官厚禄都是用他人的累累白骨堆积而成的。对商鞅以头颅换官爵的做法，韩非子也有记录，“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韩非子集解》，页396）这不是抨击，而是歌颂，至少也提供了一条佐证。
三、首先制服民众。
荀子出生于商鞅死后25年，也是战国著名的思想家，他就君民关系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页526）这个论断比唐太宗李世民早了近9个世纪。《淮南子》是代秦入汉之后的早期著作，书中也有关于君民关系的论述：“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则上宁。”（《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2103）然而，当时的许多政治家与思想家却见不及此。世界上所有的专制主义者深知其政权缺乏合法性，他们往往心照不宣地将人民群众视为威胁其统治的潜在敌对势力。包括秦国在内的所有诸侯政权的君主，几乎都认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理念，尽管他们的“天下”只局限于其封地。在夺取政权时，他们要驱使民众；巩固政权时，他们要防范民众。而防范民众的有效措施是制服民众。在他们看来，民众是专制政权的最大威胁，其危险甚至要高于外来威胁。
专制主义敌视人民群众，几乎是一个普遍规律。不过，像商鞅这样公然提出这样的论点：“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本不坚，则民如飞鸟禽兽，其孰能制之？”（页376，画策第十八）将人民群众作为统治者必须整治、必须收拾、必须制服、必须战胜的对象，则是极其罕见的。从前看《三国演义》，对书中人物的职务感到不解和别扭，比如刘表为荆州牧、袁绍为冀州牧、刘备为徐州牧等等，牧者，放牧也。统治者分明是把民众视为牛羊，而把自己当成牧人。正是在《商君书》中看到了这一邪恶政治的滥觞，“民如飞鸟禽兽”，比起牛羊更加不堪。
在商鞅的变法方案中，尽管君主是刀俎，民众是鱼肉。然而，这些“鱼肉”毕竟都是大活人，搞得不好就有可能逼出陈胜和吴广。怎么制服这些人呢？他为秦孝公出主意说：“故民愚，则知（智）可以胜之；世知（智），则力可以胜之。民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智）而难力。”（页163-164，算地第六）民众愚昧，就用智慧战胜他们；民众智慧，就用武力战胜他们。因为愚昧的人们往往缺乏技巧，比如一些草莽武夫；而有技巧的人们，往往没有力量，比如一些知识分子。
继秦而起的汉朝，也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至少汉初诸帝吸取了苛秦暴政的教训，于是才出现了“文景之治”。汉代的一些政治家与学者们对于秦朝整治民众的做法很不以为然，《盐铁论》在评论商鞅变法时指出：“赋敛既烦数矣，又外禁山泽之原，内设百倍之利，民无所开说容言。”（《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页94）《汉书》对商鞅变法的评论也是负面的，秦“用商鞅之法，……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历代食货志注释》，农业出版社，1984年，页77）这就是国富兵强之下秦国民众的实际状况。
四、推行壹民模式。
极权主义的通病是热衷整齐划一，在国家体制上强调一元化，在控制民众上强调统一。在这方面，商鞅如果不是创始人，也是最有效的推行者。他在《商君书》中，不仅设置专章讨论“壹言”（统一思想）问题，而且设置专章论述“壹民”（统一行动）问题。他的“壹民”，甚至比后世的一元化领导更为彻底，他所要求和打造的是一种模式、一种类型的社会成员，那是服从于他的立国之本——农战——的类型化民众。为此，他需要重新塑造秦国民众，最终使他们成为农战的工具，平日是困在土地上的农奴，战时是绑在战车上的炮灰。
他为推行“壹民”政策制造了许多理论根据，他指出，“治国者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易勤，勤则富。”（页210，壹民第八）为此，他将这种“壹民”政策具体化为壹赏、壹刑、壹教。他声称：“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页340，赏刑第十七）通过这种统一的管理与教育，使民众成为供秦王驱使的、令行禁止的冷酷战士，并进而成为吞灭六国的虎狼之师。
对于统一奖赏，他论述道，“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则无以致欲，故作一。”（页135，说民第五）意思是说，民众的欲望是多元的，但利益只有君主一孔，如果舍弃这一途径，民众的欲望就无从满足。这是商鞅从利益上实现“壹民”的重要措施。为了具体实施“利出一孔”的措施，他首先确立了“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的资源垄断政策即完全的国有制，与之配套的则是带有计划经济性质的分配制度——“一赏制”。在这里，“壹赏”如同耍猴人手中的食物，民众如同饥饿的猴子，猴子要想得到食物，只能按照耍猴人的要求拼命表演，才能免于饥饿。“所谓壹赏者，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夫固知愚、贵贱、勇怯、贤不肖，皆尽其胸臆之知（智），竭其股肱之力，出死而为上用也。”（页342，赏刑第十七）这些措施太过露骨！只有当兵才有资格获得官爵利禄，其他渠道就别想了。不管你聪明与否、勇敢与否、地位高低、本事大小，只要拼死为君主卖命就可以了。
“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页351，赏刑第十七）对商鞅“壹刑”的论述不要误解，商鞅并非赞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他的著作中，所谓刑与法，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法，都是君主的家法，他管制与惩罚的只是下人与百姓，君主是不在其列的。如果“壹赏”是耍猴人手中的食物，那么，“壹刑”就是耍猴人手里的鞭子。所有的民众如同马戏团的动物，只能按照口令出力表演，偷懒或失误，都有可能遭到严惩。可笑的是，商鞅竟然把“断人之足”、“黥人之面”乃至“刺杀”（斩首）这些酷刑，说成“非求伤民”，只不过“禁奸止过”（页352，赏刑第十七）的必要措施。
“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页362，赏刑第十七）商鞅向秦孝公建议说，在秦国，必须对民众实行一元化教育，那就是战争教育。除此之外，无论仁德与诚实，智慧与文化，品行再好，素质再高，都不能得到财富与地位。如果凭借自己拥有品行好与素质高的优势而妄议国政，上书陈情，就有可能受到品质卑劣、素质低下的执政者的严惩。
关于“壹言”、“壹民”，商鞅也曾为之编造了一个好听的理由：“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页74-75，农战第三）好象是说，之所以要统一百姓的思想与行动，是因为人心一片散沙不宜治理，实行“壹言”、“壹民”正是为了集中力量，增进团结。商鞅如此概括“壹民”的作用，“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页74，农战第三）“壹民”的理想效果是思想一致、号令一致、步调一致，动用各种手段统一民众的意志才是关键，只有意志的统一，才能减少欺诈而安居乐业，只有意志统一，君主才可运用赏罚来管理百姓，只有意志的统一，君主才可以驱使民众一致对外。
五、推行愚民政治。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周王朝王权衰微，政治上呈现出枝强干弱、群雄逐鹿的格局，学术上则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种格局和局面一直持续了数百年。在当时，没有哪一家学说具有国家指导思想的垄断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学说和思想没有相通之处。比如，在推行愚民政策方面，儒家、道家、兵家、法家就找到了共同之点。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指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页81）道家创始人老子则指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页167）古代军事家孙子则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孙子兵法新注》，中华书局，1977年，页116）商鞅是“批林批孔”时受到官方高度肯定的法家人物，他在秦国实现强国梦的过程中，似乎发现了一个人性秘密或统治密码——“民愚则易治也。”（页537，定分）不是说商鞅的愚民思想比儒、道、兵各家高明，要命的是，他的愚民主张曾在国家层面得到大力推广，甚至成为秦国并吞六国、一统天下的理论依据。
商鞅在变法的准备阶段，就把愚民作为指导思想加以强调，他认为，“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页5，更法第一）他认为，变法这样的国家大事，根本没必要让百姓插嘴。人群本来就有智愚之分，愚民即使事情结束也看不明白，智者在萌芽状态即可预知未来。因此，开始时没必要让愚民知晓，只与他们欢庆成功就够了。于是他就变法直接提出要求，“知（智）者作法，而愚者制焉。”（页10，更法第一）即智慧的人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接受法度的约束。由此可见，他是极力主张和推崇“顶层设计”的，也就是说，变法只能自上而下实行高层推动，而不能自下而上发动群众。
事实上，在《商君书》各篇中，他所主张的各种政策措施都渗透了这一指导思想。商鞅指出：“《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页70，农战第三）这是商鞅愚民的重要措施之一，他不仅在“农战篇”中加以宣示，在“去强篇”中也再次强调。诗、书、礼、乐、善良、贤能、仁慈、廉洁、辩论，如同当今的民主、自由、人权一样，这些事物，本来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或人类文化的载体，商鞅却视为洪水猛兽。他认为，民众接触这些东西是危险的，一个国家只要存在这些事物，一当外敌进犯，国家就会削弱，即使没有外敌，国家也会贫困；一旦国家消除了这些东西，对外就克敌制胜，对内就富国强兵。商鞅并非说说而已，从韩非子关于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集解》，页97）的记述来看，焚书坑儒这一控制思想、愚弄百姓的恶政，商鞅在秦始皇登基前100多年就已经实施了。
如同所有的极权主义者一样，在物质享受层面，他们从来不会拒绝外来的创造与发明，但在政治文化层面，他们对外来文化抱有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戒备心理。在君主专制时期，最方便治理的是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顺民与愚民，统治者甚至不由地感叹：“这是多好的人民啊！”因此，不让民众接触各种文化知识与文明理念，正是商鞅所要采取的必然措施，在商鞅之后的两千多年，由于极权主义的地盘日益萎缩，他们奉行的政治理念与统治原则，日益为时代与民众所拒绝。因此，他们特别惧怕外来的理念与文明，消除民众的智慧使之成为愚民，麻痹民众的神经使之成为顺民，为了专制统治的稳固与私利，不惜拒绝人类智慧、进步与文明。商鞅至少开了一个极其反动的先例。
商鞅实施愚民政策，推行反智主义，并为此制定了种种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封堵信息，阻滞信息的流通。在当时没有敌台可以干扰，没有网络可以封堵，但他清楚地认识到，“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页23，垦令第二）这句话反过来说，国家要避免政权危机，保持政权稳固，关键是防止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而封闭愚昧的民众，则是防堵外部势力渗透的天然屏障。对民众封堵信息，禁止向民众传播知识，首先要从领导干部做起，“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辨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页42，垦令第二）领导干部由于身居高位，接受的信息量显然比普通民众要多的多，禁止领导干部与普通民众直接接触，禁止领导干部向民众传播知识，堵塞民众了解信息的主渠道，是使民众保持愚昧状态的重要措施。如此以来，广大民众就成为面朝黄土背朝天，只会低头拉犁，不会抬头看路的浑浑噩噩的家畜式的农奴。
音乐、戏曲、杂技之类的艺术形式，对于民众陶冶情操、愉悦心智，增强审美水平，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然而，这对于愚弄百姓为其所用的极权主义者来说，同样具有威胁作用。如同邓丽君的歌曲有可能销蚀民众的革命精神与斗争意志一样，商鞅非常警惕文化艺术对民众的影响，他认为，“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页29，垦令第二）农奴在劳动过程中或闲暇之时，耳目接触不到这些音乐、杂技之类的表演，心志就不会受到影响，就会专心耕种。这让人不由想起早年北方常常见到的蒙住眼睛拉磨的驴子。章太炎对商鞅变法措施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今无慈惠兼爱，则民为虎狼也；无文学，则士为牛马也。有虎狼之民、牛马之士，国虽治，政虽理，其民不人（不成其为人）。”毕竟“世之有人，固先于国。”（《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