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凤仪喜讯：顶级财税专家荣获毛泽东诗词研究会顶级大奖-长银财智

庞凤仪喜讯：顶级财税专家荣获毛泽东诗词研究会顶级大奖-长银财智

庞凤仪
2018年5月26日，是一个既普通又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诗词与文化自信”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十七届年会，在江城武汉中南民族大学隆重召开。财税专家葛长银老师首次参加毛泽东思想权威研究机构举办的学术年会，并以创新论文“毛泽东诗词中的‘数字思维’和自信”获得了优秀论文奖。
葛长银老师的这篇论文是一次典型的跨学科知识碰撞～跨界就需要海量的知识支撑，在会计和毛泽东思想体系两个领域都具备敏锐的嗅觉，跨界获奖更是需要研究内容新颖、深刻、令人信服，需要醉心学术，有所创新和发现。葛长银老师正是做到了以上颇有难度的几点才写出跨界之作并获此大奖。该文通过对毛泽东诗词中数字的研究，发现其数字思维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会计素养，并得出"建立在真实数据上的自信才是真自信"的结论，跟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实事求是”一脉相承，为挖掘"数字力量"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打响了第一枪"，在当今的数字社会意义重大。我们隆重推出这篇跨界美文与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喜欢。

毛泽东诗词中的“数字思维”与自信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 葛长银
毛泽东思想是人类宝贵的遗产，更是一座供人们不断挖掘的瑰丽宝库。而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之一，是升华到艺术形式的一种表达形式，从“诗无达诂”的角度来看，值得挖掘的东西更加丰富。
作为一名实践会计学者，最近重读毛泽东诗词，从那些优美的文字、磅礴的气势、高度的自信，且富有哲理的浪漫主义诗词中，笔者不仅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斗争史、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史，以及一位革命家的伟大形象，还从那些豪迈的诗词中，看到“数字思维”这个显著的特点，即：毛泽东善于用数字组成精炼的诗句，描述斗争场景，记录准确时间，阐明世间哲理，抒发革命豪情。可以说“数字思维”是毛泽东诗词艺术的一个突出特点。
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1]共收录诗词67首（本文引用的毛泽东诗词均来自本集，不再一一另注），包括正编42首，副编25首。在这67首诗词中，含有数字思维的诗词——即用数字抒情或写实的诗词有47首，占比70.15%。其中正编42首中有33首涉及数字，比如“离天三尺三”“屈指行程二万”“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等等，占比78.57%；副编25首中有14首涉及数字，比如“三上北高峰”“卅年仍到赫曦台”“万马齐喑叫一声”等等，占比56%。这些诗词中的数字或数据的应用，就是毛泽东“数字思维”的具体表现。
全集尚有9首含有数字——比如“收拾金瓯一片”“天生一个仙人洞”“匡庐一带不停留……霹雳一声暴动”等等，含有数字“一”但没有起到“数字作用”的诗词，没有统计在内。如若统计在内，那么这67首诗词中，就有56首含有“数字思维”，占比高达83.58%。
从抒情艺术或写实功能来看，毛泽东诗词中的“数字思维”大致分为如下类型：
1.用数字描述革命斗争场景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特别是在前期革命战争年代，用数字表述斗争场景的诗句比比皆是，其中有抒情，有夸张，有写实——而建立在实际数字上的诗句，尤其体现诗人的豪情和革命家的自信。
比如《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一九三〇年二月）中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既是写实，也是抒情。这首诗是1930年2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红军准备攻打江西省中部重镇吉安时，路过广昌时所抒发的战斗豪情，“十万工农”既写出了革命队伍的气势，也坦露革命将士志在必得的决心和信心，也足见数字的力量。尽管后来因敌情有变，红军改攻吉水县水南、吉安县值夏一带，但这首词作却把“十万工农下吉安”的壮丽画卷，镌刻在共和国历史的浮雕上。
又如《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九三〇年七月）中“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百万工农齐踊跃”等带有数字思维的诗句，无不用数字抒发高涨的革命豪情，并且营造了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这种艺术感染力，远比“很多”“非常”等等“模糊”的文辞来得强烈。
再比如《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一九三一年夏）中“七百里驱十五日”诗句，既是对革命斗争场景的描述，又是“历史事件的精准记录”：1931年5月16日至31日，红军从富田地区打到建宁地区，东西约700里。毛泽东只用一句诗词，就将这激战“十五日”的革命斗争史记录了下来。而这首诗的传送，除了脍炙人口的诗词魅力外，精准的数字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2.用数字记录准确时间
在我国传统诗词中，运用数字表达情怀的有之，比如“八千里路云和月”；把玩情趣的有之，比如“一片两片三四片”。但像毛泽东那样在诗词“副业”中频繁使用数字记录准确时间的，十分少见。这既是诗人直爽的伟人气质所致，也跟毛泽东知识系统中积淀的数字思维密切相关。
比如《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中“三十一年还旧国”，“三十一年”记录的就是1918年和1949年毛泽东两次到北京的时间间隔；《七律·到韶山》（一九五九年六月）中“故园三十二年前”，“三十二年”记录作者1927年离开韶山到1959年重回韶山的时间间距；《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一九六五年五月）中“三十八年过去”，则准确记录毛泽东自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走上井冈山，到1965年5月他重回井冈山，相隔了整整38年。
这些数字，除了感叹光阴似箭外，更多的是新中国改天换地的纪实，同时也起到了记录史实的重要作用。
3. 用数字阐明世间哲理
毛泽东诗词具有深刻的哲理，其中用数字阐释哲理，也是其一大特色和创造，比如《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一九三六年）中“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就是强调“笔杆子”的作用，表达“文能治国”的哲理。纵观国共斗争，可以说是毛泽东的“笔杆子”打败了蒋介石的“枪杆子”——原因就是作为“笔杆子”的毛泽东认识到了“枪杆子”的作用，抓起了“枪杆子”，丁玲当红军就是抓起了“枪杠子”，也因而触发了毛泽东的诗情；而作为“枪杆子”的蒋介石没有认识到“笔杆子”的作用，只知“枪杆子”能打倒人体，不知“笔杆子”能击溃人心，所以注定败北。毛泽东就是用这些哲理指导中国革命，带有数字的诗词在传播这些哲理时也当之无愧地起到重要作用。
又如《送瘟神（其二）》（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中“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万千条”描写的是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景象，“六亿神州”即是六亿中国人民，他阐释的是“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哲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人民领袖，为人民服务也就成了他坚定的信条和终生的追求。
再如《七绝·莫干山》（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翻越“四十八盘”传达的是一种“苦尽甘来”的世间哲理，这个哲理衍生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形成了中国人民走向富裕生活的一种精神，并传承至今。
用数字表达哲理，人们更容易记住，并付诸于行动，这也是毛泽东诗词的一大魅力。
4.用数字抒发革命豪情
毛泽东诗词的内容属于现实主义范畴，但在艺术上却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并有所突破，特征之一就是他喜欢用数字来比喻、夸张或表达诗人的丰富情感、革命家的高度自信和世纪伟人大气磅礴的内心世界，“万”字的频繁使用就是一证。
在我们的汉字中，“万”字既是一个具体的数字，也是一个形容词，表达的是“置顶”的感觉，类似数学中的无穷大，比如表达时间久远的“万代”、“万世”、“万年”；表达宇宙间的一切事物、景象、声音的“万物”，“万象”，“万籁”等等。
《毛泽东诗词集》收录的67首诗词中，有27首使用了“万”字，占比40.3%，超过四成。通过对比也可看出，不论是青年时期，还是晚年时期，毛泽东诗词中的“万”字都是一个频繁的用词，甚至一首诗词中多次出现“万”字。
比如《沁园春·长沙》（一九二五年）中“看万山红遍”“万类霜天竞自由”“粪土当年万户侯”，一首词出现三次“万”字。
更多的是在各首诗词中频繁使用“万”字，比如《七律·长征》（一九三五年十月）中的“万水千山只等闲”，《念奴娇·昆仑》（一九三五年十月）中的“飞起玉龙三百万”，《沁园春·雪》（一九三六年二月）中的“万里雪飘”，《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中的“一万年太久”等等，都是用“万”字抒发万丈豪情和高度的自信。
但也有用“万”字写实的，或同时写实并抒情的，比如《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九三一年春）中“二十万军重入赣”属于写实，“万木霜天红烂漫”属于抒情，“唤起工农千百万”既是写实又是抒情；《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九四九年四月）中“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句，也既是写实，又是抒情。
这些“万”字的应用，既体现了诗人的气度和大度，也表现了诗人的领袖气质及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心。
限于篇幅，笔者不能对毛泽东含有“数字思维”的每一首诗词进行评述，但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数字思维”这个显著特点。《毛泽东诗词集》收录的67首诗词从数量上看确实不多，同以往诗人的诗词中比较，在为数不多的诗词中频繁使用数字抒情或写实，实属鲜见！因此可以断定“数字思维”是毛泽东行文的一个偏好，也是其诗词的一大特色。
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就像小时候养成的吃辣口味，吃辣伴随毛泽东的一生那样，毛泽东诗词中的数字思维，肯定不是“空穴来风”，也肯定存在着深厚的“习性”积累。
通过在浩瀚的文字中梳理毛泽东跟数字的关系，在2017年秋季即他老人家去世41年后，笔者发现毛泽东诗词中的这些“数字思维”，来源于他在少年时代就在亲身实践中积累的会计素养，属于典型的“童子功”。
据斯诺所著《西行漫记》[2]记载，毛泽东在回忆自己经历时告诉斯诺：“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在晚上记起账来。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后来，毛泽东曾说自己“受到六年私塾教育”，如此推算，在接受私塾教育期间，他至少给父亲记了六年的账；另据毛泽东年谱推断，从9岁上学到17岁在父亲的账本上写下“男儿立志出乡关”之前，毛泽东一直在家里肩负着记账即家庭会计工作，大概有八年之久。如果说会计是一门语言，毛泽东少年时代就学会并掌握了这门语言，实属“童子功”——这种功夫不仅在他的诗词里，更是在他那运用会计语言撰写的著作里，比如展现会计功力之高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寻乌调查》（1930年）、《长冈乡调查》（1933年）等，都能得到充分的验证。
另据他晚年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在《温情毛泽东》[3]里回忆：“工资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主席的账，我叫一号账，江青的账就在“一”的下面画一个小二，等于是二号账。这样他们都是各花各的钱，这也是主席交代的，就是通常所说的AA制。”从后来整理出的资料看，毛泽东家的这本账时间跨度很长，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记到1977年元月，涵盖他的中晚年；也记得非常齐全，从日用各项开支，到生活费的收支报表，十分细。从中我们足以看到当年“中国第一家庭”财务收支的全貌，也足以验证毛泽东的会计“童子功”及其数字偏好跟他吃辣椒一样终生相随。
由此可以推断，毛泽东诗词中的“数字思维”，是凝结在毛泽东知识系统的会计素养的自然流露，而会计素养必定重视“用数据说话”，即用来源于实践的真实数据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实事求是”就是在“用数据说话”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历史经验也证实，有了数据的“实”，才能求到真理的“是”，并且在“实”上求“是”的整个过程都会充满高度的自信，表现在诗词里，就是“置顶”的豪情和“一览众山小”的磅礴气势。
客观地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大于他的诗词贡献，所以研究毛泽东诗词就不能仅仅局限在艺术性方面，还要贯通他诗词背后的革命事业及其在中国大地上的成功“密码”。笔者认为，新时代是数字时代，研究挖掘毛泽东诗词中的“数字思维”，构建基于“实”求“是”的顶层设计和具体实施方案，是对毛泽东思想真髓的传承，这个真传定能引领国人完成人民富裕、民族复兴的大业，这也是我们的自信。
2018年2月27日草成北京观园堂
2月28日一稿
3月10日二稿
4月8日三稿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96年。
[2]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第106-107页。
[3]陈晋主编：《温情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1页。

（本文编辑：岳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