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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凤仪唐宋八大家恩怨录(合辑)-斯征是我

2019-04-16 全部文章 378

庞凤仪唐宋八大家恩怨录(合辑)-斯征是我

庞凤仪
唐宋八大家恩怨录
文|斯征

宋代三苏父子都名列唐宋八大家,足见他们的文章冠绝当时。三苏父子受知于欧阳修,欧阳修在苏轼之前,是文坛盟主,领袖群伦。唐宋八大家宋代占六位,可以说除欧阳修外的其他五位都受过欧阳修的提点。
早年三苏父子籍籍无名,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从眉州到成都,拜访自己的朋友张方平,希望得到张方平提拔,张方平当时在成都做知州,与苏洵关系不错。
张方平知道三苏父子文章独步,怕自己耽误他们爷儿仨,就说,我哪行啊,你们应该找欧阳修,就是就替父子三人写了一封推荐信给欧阳修。
当时张方平和欧阳修有矛盾。矛盾的根源就是,庆历初年,朝廷杜衍、韩琦、富弼和范仲淹这四人想在朝廷有点作为,就是想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欧阳修是谏官,和他们理念一致,帮着他们为新政出谋划策。
不久,改革派被以“朋党”的罪名解散,纷纷外放,改革失败。当时改革派欧阳修范仲淹等人都对宰相吕夷简有意见,张方平站在宰相这边,改革派失败后,张方平总是讽刺改革派。欧阳修作为改革派的成员之一,当然不高兴,两人从此交恶。
此时的张方平在成都做知州,虽然与欧阳修交恶,但是他深知欧阳修为人,不是小肚鸡肠的之人,奖掖后进,没有个人私心。
张方平给三苏置办了衣服,又让三苏带着推荐信,赶到京师干谒欧阳修,欧阳修收到推荐信和三苏文章之后,并没有因为是张方平推荐的而置之不理,而是非常欣慰,认为三苏文章必定一时楷模,应该大力提拔。
欧阳修特别喜欢苏轼。在《与梅圣俞书》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
梅圣俞就是梅尧臣,欧阳修的同事兼朋友。欧阳修作为文坛盟主,能够说出这种话来,可以说非常看重苏轼,足见其心胸。
苏轼在考中进士后,非常感激欧阳修的提拔,特地写了一封信《谢欧阳内翰书》,信中先对欧阳修倡导的古文革新予以赞颂,然后说没想到自己受到您的看重,把我擢为第二名,特谢恩于门下,实在是我的幸运。
欧阳修去世三十年之后,苏轼作了一首《醉翁操》。此词颇有渊源。
当初欧阳修被贬滁州,作《醉翁亭记》。十年后太常博士沈遵就慕名而来,游览琅琊山,沈遵游览尽兴,就谱了一曲《醉翁吟》,后来沈遵与欧阳修见面,沈遵就用琴弹了这首《醉翁吟》,可惜有曲无词,欧阳修就为这首曲填了一阙词:
始翁之来,兽见而深伏,鸟见而高飞。翁醒而往兮,醉而归。朝醒暮醉兮,无有四时。鸟鸣乐其林,兽出游其蹊。咿嘤啁哳于翁前兮,醉不知。有心不能以无情兮,有合必有离。水潺潺兮,翁忽去而不顾;山岑岑兮,翁复来而几时?风袅袅兮山木落,春年年兮山草菲。嗟我无德于其人兮,有情于山禽与野麋。贤哉沈子兮,能写我心而慰彼相思。
但是欧阳修写的这首词与曲调不合,唱不出来,有的人也照着欧阳修的词谱曲,但是也不理想。
三十年后,欧阳修去世,沈遵也已不再人间。庐山有一位玉涧道人崔闲还记得此事,他擅长弹琴,只遗憾此曲没有合适的歌词,于是弹奏曲子,请苏轼来填词。
苏轼天纵奇才,填词高手,当然难不住他。于是就填了《醉翁操》:
琅然,清圆,谁弹,响空山。无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荷蒉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贤。 醉翁啸咏,声和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童颠,水有时而回川。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此意在人间,试听徽外三两弦。
苏轼的词与曲子珠联璧合,天衣无缝,也许这是苏轼对欧阳修除诗文外的另一种怀念吧。

有人说看得不过瘾,还有人在后台建议,斯征,你能不能把恩怨录一口气写完啊,别连载了。
其实一口气写完再发未必更好,因为写得慢可以把素材准备得更翔实,事实更加准确,对读者也负责。
我记得中学时代老师总是提唐宋八大家,实际上唐宋八大家这个称号到明代才出现。明代儒将茅坤推崇唐宋散文,就把韩柳欧苏等八人的散文编为《唐宋八大家文钞》,从此才有唐宋八大家的称号。
茅坤此人文武全才,是一名将领,对于文学也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说回唐宋八大家,苏轼与欧阳修两人渊源很深。据《诚斋诗话》,苏轼参加科举那年,欧阳修做主考官,在翻阅试卷的时候看到苏轼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惊为天人,要擢为第一。但欧阳修疑心是自己学生曾巩的试卷,若给自己学生第一,怕被人说闲话,所以就把这篇文章的作者擢为第二,后来才知道此人是苏轼。
考上进士后,苏轼前来谢师,欧阳修就问你那篇文章里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句话出自什么地方?苏轼说,典故出自《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阳修就去查书,没有。
改日又遇见了苏轼,他又问,我怎么没有发现书中有呢?苏轼说,曹操灭袁绍,把袁熙的妻子送给曹丕。孔融说,昔年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周公。曹操就问孔融,这事出自何处?孔融就说,以今日之事来看,猜测古代也如此。
原来孔融是根据曹操的行为瞎猜的,苏轼那句话也按照孔融的逻辑来的。就是说苏轼文章引用的这个典故是他凭空杜撰的。欧阳修一听大惊,说苏轼这孩子真是善于读书,善利用书,他日文章必定独步天下。可能一般人就跳起来指责苏轼:“什么,你小子竟敢胡编乱造?”但是欧阳修没有,反而称赞苏轼。
熙宁四年,苏轼赴杭州任通判。赴任之前,先去陈州和弟弟苏辙叙旧。兄弟俩在一起呆了七十多天,此时的欧阳修致仕在颍州定居,两兄弟就一起来看望老师。
当初欧阳修辞官时苏轼还写过一篇文章《贺欧阳少师致仕启》,文章中苏轼称欧阳修“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大勇若怯,大智如愚”。
没想到很快在颍州相见。欧阳修非常器重苏轼,苏轼兄弟来看他,自然十分高兴。他们一起呆了二十多天,这些日子诗酒相娱,非常快活。
欧阳修给苏轼苏辙出了一道题,为欧阳修所蓄的一块石屏风赋诗,算是命题作文。
苏轼很快就完成答卷,题为《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
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孤烟落日相溟濛。含风偃蹇得真态,刻画始信有天工。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烂心难穷。神机巧思无所发,化为烟霏沦石中。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于诗人同。愿公作诗慰不遇,无使二子含愤泣幽宫。
此诗用了很多杂句,出手不凡,欧阳修非常满意。
欧阳修在杭州还有朋友,听说苏轼要去杭州,就给苏轼推荐了自己的一个朋友。多年以后,苏轼在《六一泉铭并序》中回忆过去,提到这段渊源。
序中说,我以前赴杭州任通判,在颍州见到了老师欧阳修,欧阳公说:“西湖上有一位惠勤诗文不错,我曾经作三篇《山中乐》赠给他。你忙于政务,找不到志同道合之人,何不找惠勤呢?”我到任三日,就来找惠勤,高兴地谈论人物。惠勤虽然说得有些玄怪,但往往切中肯綮,第二年,欧阳公去世,我在惠勤那里痛哭不已。
苏轼与欧阳修之间的情谊还有很多小故事可以佐证,不再赘言,二人文章、品格都是一时风范。欧阳修为士林领袖、文坛盟主,欧阳修去世后,苏轼继续领袖文坛,并倾尽所学把宋代文学推上高峰。

说起三苏父子,但凡有些文学常识的人都略知一二。接下来就说说父子三人之间的关系。
苏轼和苏辙的名字是父亲苏洵取的,苏洵为什么给儿子取名苏轼和苏辙呢?苏洵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叫《名二子说》,这篇文章里,苏洵解释了原因。
文中说“车上轮、辐、盖、轸这四个部位都有特殊的作用,唯独轼没有任何用处,虽然如此,但是还不可或缺,去掉车前的横木(轼)就不能算一辆完整的车,苏轼啊,我担心你锋芒外露。世界上的车,无不沿着车辙前行,但是说到功劳,却想不起车辙来。虽然如此,但是车翻马死,也不会问责车辙。车辙常常表现为无功无过。苏辙啊,我知道你能超脱福祸之外,平安度过一生。”
大意是,苏轼锋芒毕露,苏辙冲淡平和。实际上苏轼苏辙两个人的性格真就跟他们的名字一样,在后来的官宦生涯里,苏轼多次因为锋芒外露而得罪权贵,从来不与世争的苏辙反而做到副宰相。
苏洵此人一般人了解得不多,只知道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六国论》。欧阳修曾经给苏洵写过墓志铭,墓志铭中说,苏洵少年时期,不喜欢读书,到了成年也没看过几页书。
苏洵的父亲苏序,就是苏轼的爷爷,也不过问。乡里乡亲的就问苏序,你也不管管你儿子苏洵,苏序笑而不答,苏洵也跟没事人一样。
苏洵二十七岁的时候,突然决定谢绝宾客,闭门读书,所以《三字经》里才有“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
苏洵教育孩子,跟自己的父亲一样,也是不怎么督促,有点像放羊,但是会引导苏轼苏辙,不像以前有的家长动不动棍棒伺候。
苏轼在《天石砚铭(并叙)》中回忆自己少年时代无意发现了一块砚台,这块砚台呈浅绿色,特别光润,用手轻轻一敲,还铿然作响。
苏轼认为是一块砚台,就能发墨,可惜没有储水的地方。苏洵说,这是天砚,有砚的美德,只是外形不足。就把这块砚台奖给苏轼了,并说:“这是你文章写得好的征兆。”
苏洵在这里就是潜意识的鼓励,把一块砚说成是天砚,还说这预示着苏轼文章写得好,这其实就是循循善诱,一种最有效的教育方式。
苏轼苏辙两兄弟小时候也玩文字游戏,苏轼曾经回忆,“幼时,与里人程建用、杨尧咨、弟子由会学舍中,大雨联句六言。”
在学校里,几个人作诗联句,程建用说:“庭松偃盖如醉”,杨咨说:“夏雨凄凉似秋”,苏轼说:“有客高吟拥鼻”,苏辙最后结尾,说:“无人共吃馒头”。大家哄堂大笑。
兄弟俩感情非常好,苏轼十八岁时曾在诗中写弟弟“我家小冯君,天性颇纯至。清坐不饮酒,而能容我醉。归休要相依,谢病当以次。”
小冯君是一个典故,说的是西汉时期,冯奉世有两个儿子冯野王、冯立,分别被称为大冯君和小冯君,因此苏轼这里用小冯指代弟弟苏辙。
苏辙在年轻的时候曾写过一篇《缸砚赋》,他在赋前的序中说,蜀地有一位姓滕的老人,曾以破酿酒缸做成砚台,蜀地之人都很喜欢。苏轼游成都时,也得到一块,回家后,哥哥把这块砚送给他了,因此写一篇赋来纪念此事。

《铁围山丛谈》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苏轼和弟弟苏辙一同参加考试,且同场科考。恰好苏轼有一道题想不起来,苦思冥想,对案长叹,他就看苏辙。
苏辙立刻明白苏轼的意思,他就把笔管一竖,用嘴一吹,苏轼恍然大悟,才知道是《管子注》。
现在看来,有作弊嫌疑,不过这种作弊也不算违规,因为没有公开交流,没有传小抄,只是一个眼神就心领神会,由此可看到兄弟之间的默契。
苏轼苏辙两兄弟都是大才,仁宗曾评价两人说:“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两兄弟俱是诗文了得,经常诗文往来。最著名的要数苏轼四十一岁在密州任太守时所作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堪为千古绝唱。南宋文学家胡仔评价:“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俱废。”
苏轼自己也非常得意这首词。当时有一个歌唱家叫袁绹,宋徽宗时曾做过教坊判官。他回忆,曾经苏轼与客人一起登金山,恰逢中秋之夜,月色如画,一碧万顷,天宇四垂,于是相约共同登上金山山顶妙高峰。苏轼令袁绹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唱完后,苏轼起舞弄影,还说:“这就是神仙啊!”
这首词的序是: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此时苏轼兄弟俩已有七年未见,手足情深,难以想象七年不见是何等状况。
第二年,兄弟俩终于见面。这段期间,苏辙写了两首诗,诗前序说明了相见的因果。序中说:我从小就跟子瞻在一起读书,从没分开过,做官以后,宦游四方,读到韦应物的“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想起往事种种,就和兄长约定早点辞官,一起闲居。但是子瞻从凤翔到杭州又到密州,辗转多处。我也留在淮阳、济南,足有七年未见,今年总算在澶濮间相逢。相约一起在徐州待一百多天,住在逍遥堂,追想前事,写下这两首诗。
然而对苏轼人生打击最大的一次挫折很快就来了。1079年,著名的乌台诗案发生了。乌台诗案的直接原因是苏轼在湖州时给神宗皇帝上过一次表,即《湖州谢上表》,这篇表文不多心的看,觉得没什么,就是自谦之词,多心的人看来问题不少,觉得苏轼对朝政不满,对新法不满,正话反说。
监察御史相当于纪委,就觉得苏轼有问题,在表文里摘出一些字眼,说苏轼讥刺皇帝,大概觉得说服力不够,就把苏轼在这段时间写的一些诗文找来,挑出一些不满的带情绪的词,网织罪名。
苏轼对新法的确有意见,但是大臣对时政有意见非常正常,不应该因为几句诗文就定罪,实际上是文字狱。
苏轼下狱后,各方纷纷求情,比如王安石,虽然和苏轼政见不同,但是爱惜人才。
《避暑录话》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苏轼曾和儿子苏迈约定,送牢饭的时候只准备菜和肉,若发生不测,就把这些换成鱼。苏迈一直按着苏轼的吩咐送饭,有天粮食吃完了,去借粮食,就委托一个亲戚代送,但忘记告诉亲戚与父亲的约定。亲戚就准备了一条鱼鲊给苏轼送过去,苏轼一看是鱼,知道发生不测,就准备告别遗言,送给弟弟两首诗,即《狱中寄子由二首》,序中说,我因事坐牢,受狱吏欺负,自觉不能忍受,可能会死在狱中,可惜不能和子由道别,所以写两首诗交给狱卒梁成,让他转交给弟弟苏辙。
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梁成不敢隐瞒,就把这两首诗上交了,传到神宗皇帝那里。本来神宗皇帝就不想杀苏轼,看到这两首诗更是被他们的兄弟亲情所打动,决定从宽处理。
苏辙屡次上书朝廷,希望朝廷网开一面,宽宥其兄。比如《为兄轼下狱上书》,书中说:“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就是说苏辙愿意用身上的官职,换取免兄长一死。
苏辙因与苏轼的关系也受到牵连,“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
苏轼死后,苏辙作《东坡先生墓志铭》,在墓志铭里苏辙如此评价兄长的文章,苏辙说:“兄长曾经对我说,当今学者只有你的文章能和我比。”但是当兄长贬谪到黄州,文风始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新唐书·欧阳詹传》:“举进士,与韩愈、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联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
唐宋八大家里面不止韩愈上过龙虎榜,宋代还有一个龙虎榜,比唐代韩愈所属的龙虎榜更加出名。
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是整个宋代,乃至整个科举史上绝无仅有的大事件,这一年的考中的考生撑起大半个北宋政治、经济与文化。
主考官是欧阳修,中进士的有苏轼、苏辙、曾巩、曾布、张载、程颐、程颢、王韶等人,其中欧阳修、苏轼、苏辙、曾巩四人,名列唐宋八大家,文章冠绝一时。
张载是关学创始人,他有句名言为众人熟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程颐程颢兄弟是理学创始人,南宋朱熹继承其学说,后世称为程朱理学。
曾布是曾巩的弟弟,王韶是著名将领,熙河开边,抵御西夏。此外还有章惇吕惠卿等人,都是后来影响北宋政坛的人物。
曾巩这个人物比较边缘化,官位不高,与苏轼的交情有限,但两人对彼此的文章都十分欣赏。
宋代有一本笔记叫《步里客谈》,里面记录曾巩与苏轼的一件小事。陈师锡作《五代史序》,写得很平庸。
最初,苏轼让曾巩写,苏轼说:“欧阳修门生中,您是学长。”曾巩也客气,说:“子瞻不写,我哪能写呢?”两人相互推辞,还没决定到底由谁执笔,陈师锡抢先写成。这说明曾巩苏轼两人对彼此文章都非常欣赏看重。
曾巩有一个弟子叫陈师道,陈师道也是苏门六君子之一。苏门四学士没有陈师道,按道理,学士与君子定义不同,学士跟学有关,是受业师徒或者门生的关系。君子,多指交往朋友。
陈师道非常愿意与苏轼往来,苏轼也经常点拨陈师道的文章。《宋诗·陈师道传》记载有次苏轼有意收陈师道为学生,陈师道说:“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这句诗出自陈师道的五言诗《观兖文忠公家六一堂图书》。
唐宋八大家里曾巩和王安石很早就认识,两人是好朋友,曾巩认识欧阳修的时候,王安石还籍籍无名。
曾巩就到处推荐王安石,他在《上欧阳舍人书》中说王安石文章写得好,只是现在知道他的人少,像王安石这种人应该大力提拔。
除向欧阳修推荐外,还在《上蔡学士书》中推荐王安石。
曾巩家里非常贫穷,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他还不忘读书,多次参加科考均以落榜告终。他考中进士那年,已经39岁,而苏轼21岁,苏辙19岁。
曾巩在学习的路上,欧阳修帮过他很大忙。曾巩为得到欧阳修的点拨,先后写过《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上欧阳学士第二书》和《上欧阳舍人书》等,欧阳修见到曾巩的文章,确实不错,就非常看重曾巩。
曾巩落第后,欧阳修还为曾巩写了《送曾巩秀才序》,序中除安慰曾巩外,还大加赞扬曾巩的文章,并加以鼓励。
庆历五年,欧阳修被贬滁州,在滁州写了著名的《醉翁亭记》。庆历七年,曾巩上京途中特地跑去滁州,聆听教诲,欧阳修令曾巩作《醒心亭记》,“构亭曰醒心,使巩记之。”作完之后,欧阳修非常满意。

王安石早年籍籍无名,和曾巩是好朋友,曾巩认识欧阳修后,极力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欧阳修看到王安石的文章后,极其赞赏,就这样王安石在京城士大夫圈里初显文名。
开始时,欧阳修和王安石关系非常好,欧阳修曾经赠诗王安石,称赞王安石的文章,诗曰: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罇酒曷留连?
这首诗中欧阳修把王安石比作李白和谢朓,李白曾任翰林,谢朓曾为尚书吏部郎,史称谢宣城,或者谢吏部。
关于这首诗宋代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中记载,欧阳修赠诗后,王安石酬和,王安石的诗云:“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王安石把欧阳修诗中的“吏部”理解为韩愈了。
欧阳修看到后,笑道:“安石错解我的诗意了。我诗中的吏部指的是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谢朓,沈约曾经写信给谢朓说二百年来无此作也,要是说的韩愈,韩愈距今岂止二百年。
后来读者都以欧阳修说的为准,认为吏部指的就是谢朓。而陈鹄指出,王安石其实没说错,王安石所引典故来自孙樵《上韩退之吏部书》,这封书信中,孙樵说二百年来无此文也。
王安石此人有一个特点,喜欢抬杠,喜欢跟古人抬杠,也会跟当朝同事朋友抬杠。说起跟古人抬杠,比较著名的两首诗,可见一斑。
其中《明妃曲》为画工毛延寿鸣不平,《西京杂记》记载王昭君不肯向毛延寿行贿,以致毛延寿故意把她画丑,汉元帝就把王昭君送给匈奴,后来一见本人,发现非常美丽,但是又不能反悔,一气之下把毛延寿杀了。
杜牧曾经写过一首《题乌江亭》,诗中说:“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王安石则写了一篇《题乌江项王庙诗》抬杠,诗中说:“江东弟子今犹在,肯为君王卷土来?”
跟欧阳修抬杠最有意思,王安石曾写了两句诗:“黄昏风雨满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欧阳修见到后笑道:“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耳!”就续了两句:“秋英不比春花落,传语诗人仔细吟。”欧阳修之意是菊花在枝上枯萎,不落地,怎么会残菊满地呢?
王安石抬杠说,您没听说《楚辞》里有“夕餐秋菊之落英”吗?陈鹄考证说落英并不是落在地上的菊花。实际上菊花是不落地的,有兴趣的朋友到深秋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故事最早来源于蔡京儿子蔡绦的《西清诗话》,作者是北宋人。南宋曾慥的《高斋诗话》里把欧阳修换作了苏轼,两个版本人物略有出入,但故事都一样。
可是王安石是有抱负的,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翌年拜相,主持变法。
很多人都反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人是完全反对,有些人是部分反对,欧阳修和苏轼等人就是部分反对,他们认为有些变法不错,但是有些不完善,反而会造成新的问题,应该慎重。
王安石是那种犟脾气的人,油盐不进,做事雷厉风行,当时有一句话,邓广铭先生说是出自王安石之口,台湾学者认为不是,当年温家宝总理也引用过,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句话不管谁说的,最能体现王安石的性格特质。
欧阳修知青州时,正赶上新法实施,他深感百姓之难,就上《言青苗钱第一扎子》和《言青苗钱第二扎子》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没等到批复就,就擅自停发秋料钱,这属于僭越,引起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的不满。
王安石等人开始批评欧阳修(为安石所诋),但神宗考虑到欧阳修声望极高,没有治罪。
实际上欧阳修考虑的有道理,确实当时青苗法并不完善,百姓苦之,王安石改革也是出于公心,只是王安石过于激进,反对者很多。
此后,欧阳修逐渐厌倦官场,熙宁三年,朝廷下诏让欧阳修知蔡州,次年,欧阳修辞职,在颍州养老。
熙宁五年,欧阳修去世,王安石撰祭文,即《祭欧阳文忠公文》,文中对欧阳修的为人和文章大加赞赏,“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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